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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惟一的狀元張信墓址曝新說

發布時間:2019年10月24日 15:34    來源:舟山日報
古代蘆花岙圖(據清代《康熙定海縣志》復制)
  提示
  張信(1373~1397),字誠甫,明代舟山人,家住今定海城內陶家弄。洪武二十七年(1394年)中進士第一名(狀元),授翰林院修撰,二十九年升侍讀,次年在“南北榜考試案”中,因未迎合朱元璋心意被冤殺。張信是舟山科舉歷史上惟一一位狀元,死后歸葬故里。舟山至今沒有發現他的墓址。名人墓葬是寶貴的旅游資源,若能找到舟山歷史上惟一狀元張信的墓,并加以重修,則可為舟山的旅游資源開發增添一景。因此,張信墓址問題近年來受到了本地一些專家學者和文史愛好者的關注。按傳統的說法,張信墓在定海城北水庫一帶,主要依據是明代《天啟舟山志》的記載。那么《天啟舟山志》的記載是否可信?本文試圖對此作一些探討。
  一 明代《天啟舟山志》及其對張信墓址的記載
  《天啟舟山志》(以下簡稱《舟山志》)是舟山現存惟一的一本明代舊志,共四卷,何汝賓修,邵輔忠纂。何汝賓(1560~1626),字寅之,號仲升,吳郡(今江蘇蘇州)人。因其先世有功于明,萬歷中世襲蘇州衛指揮使,擢山東濟寧游擊將軍。天啟二年(1622年)調任寧紹參將(駐舟山,故又稱舟山參將),三年十二月升為副總兵(《明熹宗實錄》卷四二),六年遷廣東都督僉事。善文墨,輯《舟山志》四卷,又有《兵錄》一書行世。邵輔忠,定海(今寧波鎮海)人,萬歷二十三年(1595年)進士,歷官工部郎中、通政司左通政。附魏忠賢,驟遷至兵部尚書,魏忠賢敗,贖徙為民。
  《舟山志》修于明天啟五年,六年付梓。舟山為浙東門戶,襟帶甌閩,控引吳楚,為島夷貢寇所必經,自明嘉靖以來,受倭寇之害甚烈。朝廷發重兵御之,卻因不知舟山地形,鮮有成績。有鑒于此,何汝賓任舟山參將后,“簡師厲刃之暇,不憚跋履山川,閱視要害,咨諏故老,得諸山谷遺民之家有記載舟山往跡者不下數十紙,久錮廢簏中,然漶漫無統,散亂不收。因為裒輯,曾增所未備,次第成帙。大要主于考按圖經,指示險要,列兵防之宜,備養軍之策,所繇于戰守方略煞有關切,而戶口、風俗、人物因得附載焉。 ”(《舟山志·何汝賓序》)可見何汝賓輯修此志,旨在指示舟山險要,列兵防之宜,備養軍之策,對戰守方略尤為關注。所以此志三分之一內容都與舟山軍事、海防有關。
  再說《舟山志》對張信墓址的記載。明代《成化四明郡志》和《嘉靖寧波府志》均載張信墓在翁洲(今舟山),但未指明在舟山的具體位置。有關張信墓址的明確記載,最早見于《舟山志》,該志卷二載:“張狀元墓,城東北三里淡水坑之原。”張狀元即張信。其后修的舟山和寧波方志,如清代《康熙定海縣志》《雍正寧波府志》《光緒定海廳志》等均沿襲其說,惟“城東北三里”,有的志書作“城北三里”(為行文方便,以下統稱“城北三里”,簡稱“城北”)。
  《舟山志》提及的地名“淡水坑”,今定海城內已不存,據其記載位于“城東北三里”,那么其具體位置究竟在哪里呢?清代《光緒定海廳志》卷二《甬東圖》中標有“張狀元墓”,其位置在鎮武山(又稱真武山)西北側山麓。由此可知,被舊方志稱為張信墓所在的“淡水坑”,當在定海城北鎮武山附近,即今定海城北水庫一帶。城北水庫修建于上世紀五十年代末,建成之前應是有溪水坑的山麓低地,稱之為“淡水坑”倒也頗為合適。
定海城北鎮武山疑似張信墓位置
  二 《舟山志》對張信墓址的記載屬于孤證
  張信墓在定海城北“淡水坑”的說法,僅見于《舟山志》,就筆者目力所及,在其他明代史料中均未見到有此說法。至于較《舟山志》晚出的清代舟山、寧波舊志,則均系沿襲《舟山志》之說,并無什么新意,因此《舟山志》的記載可謂孤證。另外,到目前為止,在定海城北一帶也未發現可以證明是張信墓的任何文物。2012年,在擂鼓山麓發現一批雕刻精致的疑似墓地石翁仲的石人石獸,方長生、莊世維等一些舟山文史專家均認為這可能與張信墓有關。但這批石人石獸的制作年代、用途尚需進一步鑒定,與張信墓更無特定的指向關系。 2015年3月,莊世維先生曾偕朋友親自去定海城北實地考察,發現在鎮武山與鯉魚沖之間確有一處大墓遺跡,據說此墓被毀于“大躍進”時期。莊先生認為,“實在難以推斷還有更大的名人能夠有如此恢弘的陵寢待遇……如果真的沒有其他人物來填實這一空缺的話,張信作為墓主應該是最為合適的。”(莊世維《探尋真武山明代定海狀元張信墓》,載2015年5月25日《舟山日報》)因該墓破壞殆盡,已無法判斷其年代與性質,更不用說認定墓主人身份了。
  其實,早在1950年以前,舟山籍臺胞袁定華先生(1915~1973)就曾多次查訪過張信墓址。袁先生世居定海城關,畢業于定海公學(今舟山中學),精通史地,尤重鄉土文化和民情風俗。他在《定海狀元橋》一文中曾這樣說:“(張)信墓,縣志云在城北淡水坑,予曾多次查訪未著。據父老指點,在青嶺頂西向者是,惜無碑碣可證,姑妄聽之耳。且后夷為公路,連壞土亦無存,則狀元公生前身后,其命苦哉。 ”(張行舟《寧波風物述舊》)。可見袁先生曾多次去城北查訪張信墓址,但均沒有結果。這樣看來,位于鎮武山與鯉魚沖之間的那座大墓要么當時已經破壞,要么袁先生并不認為那是張信墓。
  還需指出的是,《光緒定海廳志·甬東圖》中雖標有張狀元墓,但這只是根據前志記載的位置示意性標出,并不能說明繪制者當時發現了什么古跡實物,否則袁定華先生去城北查訪時不會什么都沒有發現。
  考定名人墓址是一項嚴謹的學術工作,須有關鍵可靠的文字依據或其他物證。看到這里有人可能會說,定海城北說在明代《舟山志》中就有記載,這應該算得上關鍵的文字證據了吧。誠然,《舟山志》的記載值得我們重視,但由于其并非第一手史料,而且在定海城北也未發現墓志、墓葬等實物證據,因此不能排除《舟山志》編撰者未親自實地勘察而只是根據傳聞記錄的可能,如該志卷二記載袁狀元墓:“墓有二,一在岱山梁家橋之西,一在城東二十里,陳家岙之南。 ”這顯然是誤記。袁狀元即袁甫,鄞縣(今寧波市鄞州區)人,南宋哲學家袁燮之子。據明代《嘉靖寧波府志》和聞性道纂《康熙鄞縣志》,袁甫墓在“鄞縣東南五十里綠野岙”,不葬舟山。有關史料記載,袁燮一族的家族墓地在東錢湖畔的“鄞縣陽堂鄉穆公嶺原”,袁文(袁燮父)、袁燮、袁甫均葬于此。因該地北依綠野岙,故也以綠野岙稱之。
  《舟山志》錯訛不少,還可以舉出一些例子。如卷二《災祥》中所記南宋年號多有問題,卷三《選舉》南宋寶祐四年文天祥榜進士誤收趙汝珽等3人,卷四《藝文》收載《送馮判官之昌國》一詩,作者本為元代張憲,卻誤作“蘇學士”,又被后人誤為蘇東坡。此外,還將宋代文獻《敬簡齋記》的作者聞韶、《岱山書院記》的作者趙與氵禾均誤為元代人,其實兩人都是南宋時期的昌國縣令,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更讓人大跌眼睛的是,卷三《人物》記袁甫“字廣微,岱山人。少微寒,失怙恃。漫跡于鄞、慈間,嘗受業慈湖(楊簡)、絜齋(袁燮)二先生之門”。竟不知袁燮即袁甫之父,還誤以袁甫為岱山人。袁燮、袁甫的父子關系及其籍貫,《宋史·袁燮傳》說得很清楚:“袁燮,字和叔,慶元府鄞縣人。……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。后謚正獻。子甫,自有傳。 ”再看《宋史·袁甫傳》:“袁甫,字廣微,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,嘉定七年進士第一。”南宋《寶慶四明志·敘人》也載:“嘉定七年袁甫榜,袁甫,燮子。 ”更有袁燮《絜齋集·先公墓表》可證:“公諱文,字質甫,四明鄞縣人也。……次子燮,煥章閣學士;孫甫,朝奉郎,權知徽州。 ”
  可見《舟山志》的錯訛實在是不少。不可否認,明代舟山方志僅此一本,不少有明一代的地方史料,尤其是軍事海防方面的史料,幸賴此志而得以保存,在這方面《舟山志》功不可沒,但它同時也是需要慎重對待的資料。就張信墓址問題而言,僅憑《舟山志》的記載,確實讓人不太放心。那么,其他史料中有沒有關于張信墓址更為可信的說法呢?答案是肯定的。
明代《天啟舟山志》關于張信墓址的記載
  三 張信墓址有不同的說法
  雖然至今沒有發現張信本人的墓志,但在明末抗清志士孫嘉績墓志材料中卻有關于張信墓址的記載。孫嘉績(1604~1646),字碩膚,浙江余姚人,南宋學者孫應時之后。明崇禎十年(1637年)登進士第,初授南京工部主事,召改兵部主事,擢升職方員外郎,不久升任郎中。清順治二年(1645年)清兵下浙,寧紹望風降附,孫嘉績在浙東首舉抗清義旗,魯王時升任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。浙東敗后,從魯王至舟山,同年疽發于背而死,葬于舟山。孫嘉績死后,明末清初名人毛奇齡、黃宗羲都曾為孫嘉績作過墓志。
  毛奇齡《西河集》卷八十四《故明大學士前兵部職方郎中歷九江道僉事孫公墓碑銘》記載:“順治三年,王師下浙東,職方孫公以抗戰不勝,蹈海死……公孫監州君(指孫訥)逾海尋公死所,得公楬于翁洲(今舟山)之間,遂啟櫝以歸,而葬之燭湖。燭湖者,公里也。先是,公入解,知縣梁佳植夢公坐上有狀元額。而公當兒時,屢夢狀元與之游,私喜自負,謂先達自忠烈公后,有解元、會元而無狀元,即從曾祖榜眼耳,應待已以具其數而,既而不驗。及監州乞銘,自言啟櫝時有張信墓在櫝旁,則有明開國狀元而葬于翁洲者也。然則公之死豈偶然矣! ”
  黃宗羲《南雷文定后集》卷二《碩膚孫公墓志銘》也有類似的記載:“順治丙戌(1646年)六月二十四日,孫公碩膚卒于海外之翁洲,翁洲尋為界外,殊絕內地。康熙乙丑(1685年),還翁洲于定海,其孫訥渡海,載公樞歸葬燭湖……當公丁丑赴試,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第一,榜發不驗。及卒翁洲,適葬張信墓道之南,信固明初第一也,前定之矣。 ”
  上引黃宗羲和毛奇齡兩人所作孫嘉績墓志,均記載孫嘉績葬在明代狀元張信墓附近,因此只要我們弄清孫嘉績在舟山卒葬何地,也就可以知道張信墓址了。
  黃宗羲兄弟的好友、明末諸生馮愷愈曾作《榕堂雜詩》三首,其第三首云:“蘆花殘月并蕭蕭,曾囑金風玉體調。華表夢中先得路,歸魂只溯海門潮。”詩后有馮愷愈自注:“孫公碩膚歿于海上,葬蘆花洲上。丁丑春,公與計偕夢,身臥狀元坊下。南宮既捷,常嘆其無微。及窆骨,乃國初張狀元墓道也。”可見孫嘉績葬于舟山蘆花岙。清代著名史學家、文學家全祖望在其所撰《明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謚忠襄孫公神道碑銘》一文中也有同樣的記述,可為佐證:“時公已疽發于背,至翁洲疾篤。問從者曰:‘此何地也? ’從者曰:‘道隆觀也。’……公謂子延齡曰:‘倘聞王所在,宜急從之。 ’語畢而卒。生于萬歷甲辰九月十四日,得年四十三歲。配陳氏,封夫人。延齡藁葬公于蘆花岙……迨公之葬,適在明初狀元張信墓南,以為異事……翁洲既成域外,公家亦梗,康熙乙丑,始復為內地。延齡子訥渡海求公墓不可得,方慟哭,忽有一老人扶杖至,問所以,則曰:‘吾故公蒼頭也,吾識之。 ’導以往。抵歸姚江,改葬于燭湖。 ”(《鮚埼亭集外編》卷四)
  古代的蘆花岙,其范圍為今普陀蘆花、南岙、邵岙、舵岙、勾山一帶。據《舟山市普陀區地名志》記載,相傳古時候該地是一片海涂,中間有一條浦(即現在的蘆花浦),兩旁長滿蘆葦,秋天蘆花遍開,故稱蘆花浦,蘆花岙以此得名。另據南宋《寶慶昌國縣志》記載,北宋端拱二年(989年),曾在此地建蘆花鹽場,為舟山境內五處宋代鹽場之一(其他四處是正監、東江、岱山、高南亭)。元代蘆花鹽場繼續保留,明洪武二十年,以昌國縣懸居海島,徙其民于內地以避海寇,遂墟其地,蘆花鹽場隨之而廢。
  總之,黃宗羲、毛奇齡和全祖望所作墓志、神道碑都一致記載,孫嘉績在舟山的墓就在張信墓旁邊,而馮愷愈詩和全祖望《孫嘉績神道碑銘》更是具體指出孫嘉績墓就在普陀蘆花岙。孫嘉績墓既在蘆花岙,則張信墓自然也在蘆花岙,這一說法與前述《舟山志》所載明顯不同。
  四 孫嘉績墓志材料的記載比《舟山志》更為可信
  墓志材料的可靠性不言而喻。以毛奇齡《孫公墓碑銘》為例,該文明確記載:“公孫監州君(指孫訥)逾海尋公死所,得公楬于翁洲之間,遂啟櫝以歸,而葬之燭湖……及監州(指孫訥)乞銘,自言啟櫝時有張信墓在櫝旁,則有明開國狀元而葬于翁洲者也。 ”這清楚說明,此墓志的原始資料系由孫嘉績的長孫孫訥提供給毛奇齡,而孫訥曾親臨孫嘉績墓現場,他提供的是第一手資料。“啟櫝時有張信墓在櫝旁”,當時孫訥清楚知道旁邊一墓是張信墓,該墓應有立于地表的鐫刻“狀元張信之墓”之類標識的墓碑,而且有墓道,與一般平民墓相比容易辨認,因此孫訥不太可能弄錯。
  墓志之所以會提及張信墓,是因為孫嘉績生前有人曾夢到他中了狀元,他自己也經常夢到自己與狀元交游。不料生前狀元未中,死后卻葬到狀元張信旁,也算是一樁奇事。應驗狀元之夢的說法雖屬附會,但孫嘉績葬在張信墓旁邊,卻是清初親臨現場的目擊者提供的事實,可信度很高。
  狀元張信的墓在蘆花岙。無獨有偶,南明抗清名將定西侯張名振的墓也在蘆花岙,其遺址位于今南岙村西邊的魯家園自然村、大家山北麓。 1656年,張名振葬后僅數月,其墓就被清軍發冢開棺,夷為平地。 1738年,全祖望應族伯母張氏(張蒼水女兒)之托重修其墓,并作《明故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》文鐫于墓上。但因歲久碑碣湮沒,到清末已無人知其墓地。直至民國初年的1918年,張名振的墓址才被發現,有石碑出土,《申報》曾作過報道。 1958年“大躍進”時此墓被全部夷平,今尚存墓碑、殘柱。古代墓葬講究地理風水。古代的蘆花岙“三面峭壁,一面臨水”(明唐鶴征《皇明輔世編》卷六),就山水形勢來說,蘆花岙確是一處佳勝之地,這可能是張信、張名振這些名人都會葬在蘆花岙的原因吧。
  綜上所述,可以得出以下結論:張信墓很可能在普陀蘆花一帶。這一說法出自清初現場目擊者之口和墓志材料記載,比《舟山志》所載更為可信。至于《舟山志》記張信墓在定海城北淡水坑,因不太可能同時有兩處張信墓,故恐是編撰者未親臨現場調查,因傳聞異辭而誤記。而其后清代舟山、寧波舊志均系沿襲《舟山志》的說法,不過是以訛傳訛罷了。
 

 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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